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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改造日本戰俘的“延安經驗”曾震驚美國

2014-12-16 09:11:24 作者:未知 來源: 網友評論 0

1940年創辦于延安的日本工農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對日本戰俘進行思想改造的重要陣地。教育感化日本戰俘并服務于對日宣傳工作,這項富有創意和挑戰性的工作曾引起美軍派駐延安的觀察組成員的極大興趣。美軍觀察組是1944年美國政府派來實地考察共產黨抗戰情況的一個軍事小組,也是美國首次嘗試與當時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八路軍建立官方關系。
    在12月6日-7日于上海交通大學舉行的“合作與分歧:抗戰時期的同盟”國際研討會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中心主任呂彤鄰教授及其團隊發布了一系列基于海內外新檔案的抗日戰爭研究成果,其中,該中心研究助理Evan Taylor就“日本工農學校和心理戰:中美在抗日戰爭期間的宣傳合作”做了報告,介紹了作為中共對日心理戰堡壘的日本工農學校,及其對二戰后期美國對日策略的影響。 
    中共的策略:從釋放到改造,日本戰俘做對日宣傳工作
    1937年抗戰爆發后不久,朱德、彭德懷就曾聯名簽署八路軍關于對日俘虜政策的規定:“一、對于被我俘虜之日軍,不許殺掉,并須優待之。二、對于自動過來者,務須確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線上負傷者,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四、愿歸故鄉者,應給路費。”后來中共的對日戰俘政策由優待釋放向教育感化轉變,1940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對日軍俘虜工作的指示:“凡俘虜愿意回去者即給以鼓動招待令其回隊外,應注意選擇少數進步分子,給以較長期的訓練。”
    1940年11月在延安創辦日本工農學校是抗戰后期中共戰俘改造的核心機構。它由日本人野坂參三(他在延安常使用化名林哲,岡野進)提議發起,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準在延安成立。這所學校的具體任務是改造日本戰俘為協助八路軍對日本軍隊進行政治宣傳工作的人才,并逐漸成為八路軍對日宣傳網絡的核心。當時48歲的野坂是一個經歷豐富的革命者,他曾經幫助組建英國和日本的共產黨,也去過前蘇聯、美國,1940年抵達延安,1943年出任該校校長。
    據Evan Taylor介紹,僅1943年一年,日本工農學校設計印制了32種宣傳單、14種宣傳冊。他們還給日本軍人寫信,通過廣播、電話向對方喊話,向日本軍隊派送節日禮包。學校甚至有自己的圖書館,藏書超過250本,定期出版自己的報刊。在野坂的辦公室里,能讀到兩個月內的日本新聞。
    日本工農學校的生活豐富,學生們白天上課,晚上辯論、聽講座,還要閱讀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學習時事、思想政治。而完成學業的日本學生會被送去前線從事對日宣傳工作。這些日本俘虜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大都沒有完成高中學業;而在延安,他們在農場勞動,表演話劇,建立手工工作坊、合作商店,甚至組建棒球隊。分配給他們的食糧相對充足,甚至比中國士兵的待遇更好。這樣的戰俘待遇,在中國的其他地方、日本以及整個世界范圍內,都是較為罕見的。
    美軍觀察組學習宣傳策略
    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不到一周,就已收到關于日本工農學校的報告。1944年10月,2名美國官員被派去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延安經驗”,分別是Koji Ariyoshi(戰爭信息局的軍事情報官)和John Emmerson(國會的日本專家、心理戰術專家)。他們受到了延安方面熱情的接待。Ariyoshi在報告中稱,八路軍的有關人員花了幾天時間向他們解釋日本工農學校的組織架構、政策方法、成功與失敗的經驗等等。這種與日本戰俘合作的模式顯然引起了美軍觀察組的極大興趣。
    交大反法西斯戰爭研究中心團隊在美國相關檔案館搜集的資料顯示,從1944年9月到1945年5月,美軍觀察組寫了71份關于這所學校的報告,包括詳盡的學校情況、野坂參三的觀點、日本戰俘的心理狀態、美軍宣傳工作的效果等等。他們對戰俘在延安受到的優待感到意外,也對日本戰俘的合作意愿感到吃驚。Emmerson這樣描述接受改造的日本戰俘:“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進入學校以后會感受到一種舒適友好的氛圍,他們身邊全都是日本人……”
    美軍觀察組對日本工農學校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他們參加課程,組織圓桌會議,并和野坂參三進行深入討論。在圓桌討論中,美方展示了他們的戰爭宣傳單、廣播內容,得到了改進建議:“盡可能簡化宣傳信息”。根據八路軍的經驗,宣傳單上的信息點太多而沒有足夠的解釋說明,會使得宣傳效果大打折扣。Ariyoshi在報告中寫道:“我們在心理戰中應該考慮日本戰俘的觀點,調整我們的宣傳內容。”
    關于日本工農學校的報告很快被送到美國方面的高層手中,據Evan Taylor介紹,這些報告至少得到了廣泛的閱讀。“我們應該在延安設立一個機構。”Emmerson希望在華盛頓推動一個類似延安的項目,他認為中國人充分讓日本人來做反日宣傳的策略是獨特且有效的。此外來自工農學校的建議還包括,從強調“日本必敗”改為強調“日本應該走向和平、民主”。 
    “延安經驗”到了美國德州
    報告人Evan Taylor表示:“盡管有證據表明美國在亞洲的戰俘營采取了和共產黨類似的策略,但野坂的經驗并沒有在美國政府高層中得到認可,例如1945年8月美方曾有一份長達169頁的中國戰場心理戰報告,其中沒有提到延安。這或許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毫無疑問,這些報告在美國政府機構中得到了廣泛的閱讀。”
    值得注意的是,Emmerson對于如何處理戰后日本問題也有相應計劃,戰時對待戰俘的這些經驗在戰后的戰俘處理中應有它的價值。1945年春天,Emmerson曾經為多個政府機構做報告演說,向他們展示野坂在延安制作的圖表內容。在他的推動下,美國政府于1945年6月-12月間在德克薩斯州的3個軍事基地推行了日本戰俘再教育的項目。
    美國政府對于“延安經驗”的復雜態度,也會是解讀二戰尾聲與冷戰開端的一把鑰匙。
    (本文內容整理自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中心研究助理Evan Taylor在“合作與分歧:抗戰時期的同盟”國際研討會上的報告: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U.S.-Communist Propaganda Collaboration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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